大理旅游—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蛮都”
海拔2700米的隆庆关垭口是“入郡咽喉”。此地山陡林密，只有一条用不规则石块铺成的马道，穿过黑呼呼阴飕飕的林子和峡门，消失在东边的山箐里。峡口有一个用石板搭成的小庙，旁有明代碑刻，书“鸟道雄关”四字。庙正壁上有浅浮雕的五尊偶像，苔迹斑驳，不知刻于何年。据当地彝老所言，中间一位武将名叫雷特旺(音)，两边是他的侍从。传说皇帝(当地人多称南诏王为皇帝)召集开会，黑龙递给雷特旺一杯茶，雷特旺欺其面黑，侧目而接。事后皇帝告诉他：你知道你刚才得罪了谁?那是黑龙呀[雷问如何化解，皇帝给他一件衣服，叫他穿上，不要解扣。雷特旺穿着此衣走到隆庆关，爬山爬得大汗淌，心想，已到我地盘上，不怕了，便解开了衣扣。谁知晴空下一个暴雷，把他给劈死了。所以立庙祭祀，请他保佑过往行人的安全。“其实，这条路过去是最不安全的”。彝族老乡说，“我祖父赶马做生意，有一年在这儿被土匪抢，把人捆住压在大石板下，等几天以后被人发现，已经死了。”在峡口一个山包上，有一石堡遗址，可以看到峡口两边的情况，据说便是强人打劫的一个据点。
尽管道路危险，但自秦汉以来，已有数条驿道开通了蜀汉、印度及东南亚的商道。仅经过洱海地区的，就有“五尺道”、“灵关道”、“永昌道”等。到唐宋时期，南诏大理成为西南地区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以此为中心八方辐射，南诏大理与各方“使传往来不绝”，甚至“年内二三至者”。在异牟寻时期，南诏派到成都留学的王室贵族子弟多达数千人，历时半个世纪。如果加上和南业东南亚诸国从及吐蕃的交往，更是不可计数；足见当时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是极为频繁的。从宗教地理上看，世界佛教文化的三大主脉：汉传佛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和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正好与亚洲东郎三个重要的自然地理区域相重合，即东亚温带和亚热带季风区、青藏高原区、南亚和东南亚热带季风区，南诏大理恰好处于这一个人文地理几大板块交汇：的核心位置。汉地、吐蕃，南亚和东南亚的文化汇集于此，经过千余年碰撞交合，终形成一种让肚人不得不刮口相看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和高度开放的精神文化。
大理在中国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在唐宋时期被南诏大理人用实力阐释丁。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处在亚洲几大地理区划结合部的核心位置，而且也是几大文化类型的交汇点。正是这一人文地理上的重要性，大理在历史上曾上演了无数壮伟而鲜活的史剧，在文化上作出了特殊贡献。
那是—个很有意思的时代。它戏剧化的神秘不仅仅来自“苍山派”奇侠或“天龙八部”的怪诞——像金庸武侠小说所想入非非的那样。它的魅力来自真实的历史，那些让大唐和吐蕃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历史。唐朝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和大将李宓先后率大军二十万众两度征伐南诏，结果全军覆没。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天宝之战”。连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和杜甫，电为此事大动感情：“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层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李自{古风))“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仙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白居易(新丰折臂翁))如今，万人冢早被新兴的城市所包围。但直到现在，闹市中的万人冢遗址周围几百米内仍荒败不堪。当地人说那里阴气太重，不敢住，有点房子，也都廉价租给了来打工的外地人。
而在不远处山脚的“将军洞”，大唐的败军之将李宓，却又成了当地本主庙里供奉的神灵!在每月的许多日子里，“将军洞”都挤满了人，主要是当地的白族和彝族，偶尔也见来自东南亚的人，睑上抹了泥土样的斑纹白粉，虔诚地奉上自己的香烛。一白族老妇抱只人红公鸡来还愿，问供谁，她说“供我们的大将军”。有人捉示，这不是唐朝时来打南诏国死在这儿的李宓么，为什么还供他?老人宽和地笑道“民族团结嘛!他保佑我们，也保佑你们，大家都好”南诏大理人的兼容之心，于此可见一斑。
当你和石宝山石窟“阁罗凤出巡”和“异牟寻议政”窟龛中那些安详的雕像默默对视时，想了解的问题一定很多，比如在今天这个交通和通讯发达的时代，人与人尚不大容易相互理解，地处偏僻大山中的南诏人，是怎样同各色人和各路神佛交往?当世人为谁是真神谁是正宗争得天昏地暗时，这里的人为何却把陌生人甚至敌人奉为“本主”?这两泣横扫各军如卷席的南诏王阁罗凤和异牟寻更有将唐朝俘虏郑回请来师拜为相(清平官)的举动。做了清平官的汉人俘虏此刻正坐在旁边(能与王者同坐的只有密僧和清平官)，参与着王国的最高决策，而作为异牟寻之师的他，甚至曾享有挞责王子王孙的特权。当我站在他们的造像前，虽然往昔那段生动的历史只凝固在石化的一个瞬间，虽然肉身早巳不存，但一种精神的存在，藉着信仰和艺术，已经活在民间了。
古时，“蛮都”还有另一景象值得一提：
现藏于美国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被称为“云南福星”的一尊青铜“阿嵯耶”观音像，是—’件出自于大理工匠之手的铸像精品。铸像裙裾背面的铭文为“皇帝信殴政兴资为太子段易长兴等造记愿禄尘尘沙为喻保庆千春孙嗣天地标机相承万世”。除祈福用意，明证此像为公元1147—1172年在位的大理国国王段正兴出钱为其子所铸。
出资请人铸像的大理国王殴正兴执政15年。他将独生手嗣立为王之后，自己也学父王一样，索性出家当了和尚，静心供奉圣像。
有意思的是，此公避位为僧前后的这两百年间，也是大理国佛教最盛的时期。在这期间(公元1026—1238年)执政的13位国王，竟有7位出家当了和尚。至于政治上呢，如果仅从大理国的大事记上看，很少有你杀我我杀你篡位夺权的事，反而屡展出现扶上新人后老国王即“避位为僧”的事，甚至连连出现某某“为国人所立”或“国人废之’字样．且无论“废’还是“立”，均未出现宫廷政变时常见的刀枪相见的情况。运算哪门子的“民选”?比如公元1080至1097这十余年间，便有一些很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段寿辉干了一年国王，即“禅位”给非嫡传的段正明；段正明勉强坚持了年后，因政绩不突出，“国人废正明”，只好丢下王朝当了和尚，弄得国中无主，“国人遂奉善阐侯高升泰为主”，因高’屡建功绩，国人戴之”，而且改了国号，段氏王朝顺理成章地变成了高氏王朝；但高升泰似乎也只有做段正淳看管政府的意思，临终时诫其子把政权还给段氏，于是一年后其子守诺将前国王和尚的弟弟段正淳找来复国，接任大理国国王。
这种互相让权的事稀奇得悬乎。但史书又是这么写着的，看来只好从文化上找找原因。除渊源久远的部落盟体(“会盟”)的部落选举制传统(神判与成员推举相结合，如“铁柱会盟”中的白蛮首领张乐进求让位给乌蛮首领独逻，即细奴逻)，或许也与当地民族积极发展文化的需求有关。查此时的大理国史，除有两三次异文化部落的局部动乱，大多为“贩马’，“议市马”、“贡象马”及麝香，牛黄、金刚经等，和“入宋求经书、药书”、“入宋求大藏经一千四百六十七部’等，皆为商贸及文化交流之事．从许多记载和艺术品上看，南诏大理国的君王臣民们，似乎更热衷于精神领域的活动，沉迷于宗教、艺术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事。置身于几大文化板块交汇处的南诏大理人，并不愿使自己所据的交通要冲位置变成兵家必争之地，而是千方百计使其成为文化艺术之都。此种与世无争的禅性心境，当与佛教的熏陶有很大关系。
由此：我们也便可以理解，大理国的人为什么倾其所有，铸造那么多佛像观音像的原因所在。他们是将自己精神的追求，熔结在一种灵性的象征物上了。
当然，这种“灵性”，或精神的追求，并不像我们考证的那么枯燥和虚幻。在大理地区，文化人嘴里的“追求”，其实就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像穿衣吃饭一样来得自然而然。在大理，所有能显示某种精神性存在的地方，都被人的脚踏遍了，巨大的石板被来来往往的人磨得光润如玉。老斋奶们心满意足地舞动着扇子、霸王鞭和草帽，老头子吹着一管恐怕已经成精的竹笛，而壮实的马大哥们则赶着马帮在石板路上送去茶叶、彩布和金刚经，运回麝香，药材或大藏经。他们将家乡的圣迹和远方的圣迹连在一起，一点也不挑剔地驮运着它们来来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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