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以前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古城昆明留下了５种不同类型的地方民族文化，留下了大量古代文化遗存……
昆明作为国务院１９８２年公布的首批２４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不仅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渊源，积淀着厚重的文化底蕴，而且由于地处多民族杂居区，故又呈现出多元文化的鲜明特色。
积淀厚重，内涵丰富，是昆明古城多元文化的重要表现。根据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结合考古文物资料分析，迄至洪武年间构筑明、清昆明古城前，在滇池北岸一带，至少已沉淀着五种不同类型的地方民族文化叠积层，并留下了大量物化或非物化的古代文化遗存。现谨按其层次略述于下：
其一，古滇文化。古滇青铜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史上的第一大高峰，代表着先秦两汉时期云南众多地方民族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据研究，古滇文化是一种以“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业为基础，以青铜文化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古代地方民族文化。古滇文化的民族属性，虽学术界尚有较大分歧，但从其所蕴含的文化基因看，应与当时活动在滇中、滇东地区的古滇国主体民族“滇僰”最为密切，且与同一历史时期活动在滇池一线以西的古昆明族群，以南的百越族群在文化上不无诸多关联。此外，随公元前三世纪初“庄入滇”和西汉中叶以后大批汉族移民的进入，又有一定的古代荆楚文化和内地汉族文化渗入古滇文化中。古滇文化的腹心地带，以往多认为是以滇池东南岸的晋宁石寨山为中心，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到抚仙湖西岸的江川李家山和滇池东岸的呈贡天子庙，并由此辐射到滇东南盘江上游的曲靖珠街八塔台和滇西洱海东岸的祥云大波那及楚雄万家坝一带。但近两年来，随着今昆明东郊官渡羊甫头古遗址大量古滇文化时期的墓葬和青铜器出土，表明滇池北岸地区同样是古滇文化腹心地带。古滇文化，是昆明古城文化底蕴中最为深沉的叠积层。
其二，早期汉文化。早期汉文化主要是由西汉中叶汉武帝“开西南夷置郡县”和“徙民实边”时，陆续迁入滇池北岸一带的汉族移民负载而来。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自两汉之世延至两晋末年，包括后世昆明古城的前身汉晋谷昌县在内的整个滇池沿岸地区，曾是汉族移民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并留下不少汉文化遗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二：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世益州郡郡治滇池县“南北有黑水祠”。以后，相同的记载又见于《后汉书·州郡志》和《华阳国志·南中志》等历史文献。对此，清道光《云南通志稿》考证说：黑水即后来的盘龙江，上有黑龙潭，在昆明城东北二十余里，旁有黑龙祠，即为汉黑水祠。据此，今昆明北郊黑龙潭公园内的黑龙宫，便是早期汉族移民在滇池北岸地区留下的文化遗存之一。二是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肃宗元和中(公元８４—８７年)，蜀郡王追为(益州)太守，政化尤异，……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王追始兴学校即开办儒学传播汉文化，不仅是信史记录中云南官办学校的拓荒者，而且通过办学的方式将汉文化广泛传播到了当地非汉本土民族中间，并收到了“渐迁其俗”的成效，故其所办学校虽早已淹没在时光的流水中，但仍可视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早期汉文化遗存。此外，《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汉晋谷昌县初名“郭昌”，盖以“汉开西南夷”时的统兵大将郭昌之名“以威夷”，后才改称谷昌。据此，故谷昌县名，亦应为汉文化的历史遗存。汉晋之世的早期汉文化，是昆明古城文化底蕴中的次深叠积层。
其三，西爨白蛮文化。西爨白蛮文化是云南文化史上的第二大高峰，代表着自东晋初年以来到唐中叶南诏兴起之初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据研究，“西爨白蛮”是由两汉以来徙居云南的早期汉族移民，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滇僰”的直系后裔滇中、滇东“白蛮”逐渐融合后形成。因而，西爨白蛮文化，乃是一种由汉文化与云南地方民族本土文化混合而成的复合型古代文化。一般认为，西爨文化是以当时的南中首府和上层统治集团爨氏家族的故里滇东味县为中心，而以分别出土于原曲靖县南的东晋《爨宝子碑》和陆良县境的《爨龙颜碑》为代表。西爨白蛮文化的覆盖范围，《蛮书》卷四说：“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风俗名爨也。”由此可见，唐昆川(即昆州)故地今滇池北岸一带，是西爨地区仅次于石城(即味县治，在今曲靖麒麟区三岔)的第二大城市。同时有记载表明，这里还是爨氏家族支脉“将军昆州刺史爨嗣绍”，“昆州刺史爨日进”的世袭领地，故应为爨氏在南中地区的次级统治中心。惟唐中叶天宝年间南诏灭西爨时，昆州古城一带亦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是后，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龙和城以来，荡然兵荒矣”，因而极少留下可资证考的传世文化遗存，更多地还是反映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其四，南诏、大理文化。大体上一脉相承的南诏、大理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史上的第三次大高峰，同时也是最为辉煌的一页。南诏、大理文化主要负载者为今彝、白两族的先民即唐、宋“乌蛮”和“白蛮”，而以佛教文化为其典型代表，中心在滇西洱海沿岸地区。作为南诏“上都”、大理国“东京”的滇池北岸拓东、鄯阐两城，留下了这一时期的大量佛教文化遗存。其中有始建于南诏后期，迄今仍屹立在昆明城区南部的东、西寺塔；有同样是始建于南诏后期的补陀罗寺(今圆通寺)；以及始建于大理国时期、原在鄯阐城内的地藏寺古经幢等等。而在昆明古城的外围地带，南诏、大理时留下的佛教文化遗存，还有昆明西部玉案山麓的筇竹寺，安宁温泉曹溪寺和仅次于剑川石宝山的云南第二大石窟群安宁法华寺石窟，以及晋宁、禄劝两地的“大黑天神”造像等。大量传世的南诏、大理佛教文化遗存，与拓东、鄯阐两大古城一道，无疑为明、清古城的文化底蕴又添上了浓浓的一笔。
其五，元代的多元民族文化。元灭大理国和始置云南行省，确立了昆明在全省的中心城市地位。同时，在“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下，随着大批外来各民族人户的陆续植入和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位于滇池北岸的云南省会鸭池城，也逐渐呈现出自汉、唐以来空前的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并存的恢宏局面。其中，仅以宗教文化而论，不惟由南诏、大理时延续下来的阿吒力教即南传密宗教、中原传入的禅宗得以保留与发展，而且由蒙古族南下而带来的藏传佛教亦曾一度传入昆明地区，并留下了分属不同流派的祖遍山大德寺、西山华亭寺、太华寺、晋宁盘龙寺、昆明东郊官渡金刚塔及城区东部现已仅存地名的白塔等等佛教文化遗存。与此同时，随着蒙古大军中的大批中亚、西域穆斯林的到来，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也同期传入云南省昆明一带及省内曲靖、昭通、大理、保山等交通沿线各主要城镇。
另外，早在两汉之世便已传入滇中地区，但自东晋以后曾长期处于蛰居潜伏状态的汉文化，到元代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也重新活跃起来。史载元初为“敦行教化”，于鸭池“城中之北偏”建起文庙并“劝士人子弟以学”。这是信史记录中继东汉益州太守王追“始兴学校”之后，又一次在封建政府主持下的大兴儒学传播汉文化举措。元初所建文庙学宫，据考已历元、明、清三代而沿袭至今。
综上所述，在明、清昆明古城构筑前的２０００多年间，滇池北岸一带业已积淀下了十分厚重的文化底蕴、尤其是经过昆州、拓东、鄯阐、鸭池四大古城的长期积累特别是元代的长足发展，不仅为后世昆明古城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为其奠定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基本格局。自明、清以来，昆明多元文化的显著特色始终相循不变并保持至今，并有较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