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的眼睛、高高的鼻子、银色的头发，坐在自己的四合院－北京东四六条胡同里一个老北京最传统的民居里， 面前这个被称之为“中国通”的美国人龙安志，不管怎么说，都会让人产生很多好奇。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龙安志被一种莫名的感觉和力量的驱使来到中国后，便从事了律师、国外多家在华企业和国外银行商务顾问的职业。龙安志在中国的事业，无疑是一番风顺并且堪称成功的。这只要从龙安志自1987年陆续出版的《中国知识产权》、《中国投资指南》、《中国人的世纪》、《朱鎔基传》、《中国第一》等著作中窥见一斑。这些书在西方影响很大，成为许多到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都要买的书。
然而，正当2002年，40岁的龙安志处于事业的巅峰时期，却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随后的几年，人们惊喜地看到了他的与西藏有关的《寻找香格里拉》、《现代经文》、《与神山对话》、和《香巴拉》等游记，拍摄的另类电影《寻找香格里拉》和《香巴拉经文》等。
对精神世界的探询与追问，使龙安志踏上了寻找香格里拉之旅。
“为什么会突然决定不再做投资咨询工作？”龙安志用一口十分流利的中国话侃侃而谈：“这是因为我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逐步完善，中国进入WTO，中国已经变得非常国际化了。我在这方面除了赚钱之外，事业上没有新的突破。与此同时。我发现，与我拥有的物质文明相对比，我在精神层面上有些迷失。于是，我想逃避这种所谓的物质文明，去追求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而当时中国社会的环境也是这样，从过去非物质社会，突然进入到了一个过于追求物质享受的社会，许多精神文明也在消失。我想我应该更多地接触中国社会，做点事情。”
也正在那时，中国西部的几个地方在为“香格里拉”的所在地争论不休。这源于1933年，美籍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出版了一部名叫《消失的地平线》的小说，书中描写的那个自然、美丽的“香格里拉”境界，深深吸引了许多西方人士，继而不少探险家、诗人、文学家和追寻美好生活的人，不断痴迷地去寻找“香格里拉”，然而，“香格里拉”究竟在哪里？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地方？至今仍是一个谜。
龙安志敏感地抓住了这个在他看来很有意义的视角，对精神世界的探询与追问，使他踏上了寻找香格里拉之旅。
一路上，龙安志徒步穿越了青藏高原的几个省区，西藏、青海和云南，寻访了不少美术家、舞蹈家、音乐家、时装设计师、作家、流行歌手、摇滚乐队、环境保护者、藏族活佛及牧民等，是这些人，改变了龙安志思考中国的方式，改变了龙安志思考“香格里拉”这一观念的方式，他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是，香格里拉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观念。
有一颗善良的心，通过奉献和为他人做善事，就能找到真正的香格里拉。
“在青海，我遇见一个喇嘛，他是一个牦牛奶酪加工场的厂长，藏族汉子吉美坚赞。他还是寺院的主持，在当地牧民中很有声望。吉美坚赞利用外国一个基金会的捐助资金，办起了一个牦牛奶酪厂，就近收购当地牧民的牦牛鲜奶，加工成奶酪后，再辗转运输到城市里销售。当我问他，为什么不考虑把工厂办到城市附近，以方便运输和销售时，吉美说，他办工厂，就是为了给牧民提供卖奶的方便，同时丝毫不影响牧民们原有的生活方式，还能增加他们的收入。为此，吉美坚赞却要加倍付出艰辛，不远千里，从偏僻的草原长途运输到城市销售。当我问他，销售奶酪的利润是不是用于再投资呢？吉美笑着，说出了他的想法。他说，我用卖牦牛奶酪赚得的钱，在草原上为牧区儿童办了一所私立学校，让孩子们能免费上学。在吉美的引导下，我还参观了他的工厂和学校，对吉美诚心诚意为牧民谋得福利的举动，我很是钦佩。
对于寻找香格里拉，吉美觉得，“整个青藏高原都可以叫香格里拉。这里的人从生下来，就接近佛教，他们的心更仁慈些。”他还说，“和一些受到污染的大城市相比，这没有被污染的地方可以称作香格里拉，但它还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寻找香格里拉最基本的途径，是你自己必须有一颗善良的心，必须发自内心来做事，通过奉献和为他人做善事，你就能找到真正的香格里拉。”
吉美朴实的话和他做的朴实的事情，“强烈地刺激、震撼了我”龙安志这样形容。这也令龙安志对香格里拉的追索更加坚定和执着。随后，龙安志到不同的藏区继续进行采访与写作。而他写的关于西藏的书就这样源源不断地面世。
十一世班禅喇嘛说，在香巴拉到处洋溢着和平、和睦、和谐的气氛。
有一天，龙安志在拉萨八角街的一家古玩商店，意外地买到了一本六世班禅喇嘛写的
《香巴拉经文》。虔诚地按照经文的指点，龙安志找到了经文讲的香格里拉，即阿里的古格，但是，当龙安志来到古格，却发现古格志只是一片废墟，所有的荣华，都在战争中成为了过往，静静地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完全没有了经文里描述的人间仙境香格里拉。
正当迷惑的龙安志不知所措之际，一个喇嘛为他指点迷津，告诉他，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即十一世班禅喇嘛能告诉他香格里拉在哪里，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到了香格里拉。因为十一世班禅是写《香巴拉经文》的六世班禅的转世。
在龙安志从西藏的扎什伦布寺开始他的寻梦之旅，到青海到云南，再回到西藏的扎什伦布寺经过一个大大的轮回之后，被点拨了的龙安志终于拜访到了在班禅祖寺修行的十一世班禅大师。这样一个轮回的追索，似乎与佛教中轮回的理念有些接近，真是绕有滋味。
让龙安志诧异并由衷钦佩的是，在几乎与世界隔绝、非常安静的扎什伦布寺修行的十一世班禅，居然对国际上发生的重大的事情表达了非常深刻的思想。“这是一位年轻的活佛，他对生活有灵性的理解。他给我谈人应该怎样和人生活，人应该怎样和自然生活。如何尊重人。他谈了很多世界的问题。”
十一世班禅回答了这个来自北京的外国人关于香巴拉的种种问题，龙安志说：“他用他的语言来解释，而且解释的颇有智慧。”
十一世班禅说，香巴拉的概念最早起源于佛祖释迦牟尼诞生的印度。多数人把香巴拉看作世外桃源，人间仙境、综观西藏历史，许多著名的佛家学者，包括我的先师一世、六世和九世班禅喇嘛，都谈及并著书写到过香巴拉，把它描述为和睦美满的地方。
在香巴拉王国，国王利用正义的力量摧毁非正义的邪恶势力，香巴拉环境因此得以保护，人民安康幸福，佛教繁荣昌盛，到处洋溢着和平、和睦。和谐的气氛。
很难回答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到达香巴拉的问题，这取决于人们的决心和恒心。抱定要
到达就能到达，心诚则灵。记住，乐善好施，哪怕自己遇到困难，也不忘帮助别人，那样就会带来和平。如果人人自私自利，不劳而获，世界将不得安宁。
许多国家重金购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弹药，以我所见，他们这样做会为自己获得把全，
却给世界带来了灾难。这样的经费庞大惊人。如果这些国家用这笔钱帮助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用于自助残疾人和学生，用于购置医疗设施设备，或用于促进医学研究，那么，世界和平就会到来。
把钱花在武器弹药上，就是滥用财富，这如同讲财富抛入大海，毫无价值。
之后，十一世班禅向龙安志表达了他真挚美好的愿望，祝愿世界享有和平，人民相爱互敬；祝愿各种宗教信仰互相宽容，和平共处；祝愿世界和平，祝愿佛祖保佑时间人类生灵。
龙安志忽然感到，十一世班禅的话破开他心底的迷雾，句句如同语录。由此，龙安志坚定地认为，十一世班禅将会给世界做出很大的贡献。因为他能传达和谐社会应遵守的道德和理念。
龙安志改变了人生轨迹，开始把家从北京搬到了拉萨，用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保护藏民族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上。
“在采访舞蹈家杨丽萍时，看到她到云南很偏僻的小村庄，找来少数民族女孩子，让她们唱那些从祖辈就口口相传的原生态的歌谣，跳传统的舞蹈，为他们录音、拍摄。后来就变成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原生态舞剧《云南映像》。从杨丽萍成功地保护原生态文化并使之可持续发展的人们中，龙安志兴奋地找到了现在社会所缺失的一种文化传承。
而“杨丽萍们”决心保持自己传统的文化的信念及行动，让龙安志开始思考自己今后的路。
“我放弃北京，寻找香格里拉，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精神，在寻找的过程中，我被那些我采访的对象感动，是他们影响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拉萨，我投资一个香巴拉宾馆，这是一个在拉萨八角街上的一个藏式老楼。我将这个西藏文化特色的古建筑重新恢复的同时，还恢复了藏族人的传统生活和文化。这里所有的藏工艺品都是当地藏民做的，包括窗帘、地毯、枕头、佛珠等。如，一种西藏的布枕头，早已不被现代的人们所用了，但我在这种土布上稍稍加上时尚的元素，使它就变漂亮而现代。这样，传统的产品就可以继续被现代的人们所用了。旅游者可以买这种枕头，同样，它也可以出口到国外。传统文化就可以得以持续发展，这难道不是也是保护民族的多元化吗？！”龙安志兴奋地介绍着他做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还有一个项目叫“佛珠早餐会”，有一个藏族妇女4岁时就失去一条腿，生活十分拮据，龙安志为她解决基本生活的同时，还给她提供最好的松石、石头、木头等原材料，让她任意发挥想像，大胆创意，把原本是喇嘛用来念经的佛珠，在自己的灵巧的手下变幻成“时尚”的佛珠。每天早餐时，这位藏族妇女一边喝着酥油茶，一边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编织在一串串佛珠里。这种佛珠卖得实在好，她的贫穷的朋友也被吸引并加入进来。不久，龙安志又安排了下岗的工人一起做，成了一个小企业。佛珠越卖越火，做好待售的佛珠挂在整整一面墙上。于是龙安志给这面墙起了个名字叫“佛珠早餐会”，也更容易被西方人接受，也更有趣。
“其实文化是要发展的，问题是怎样让其发展而不破碎。这就像佛珠里蕴涵着藏族人民的生活、文化和精神，需要以新的方式使其继续发展下去一样。我希望我在做的这些项目，或者我称之为的‘喜马拉雅模式’能起到示范的作用。别的民族、别的国家都可以来探讨。也希望别人比我做得更好、更大。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在看中国成功的经济模式。”龙安志接着说：“最近我去了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他们也在说中国的经济模式对他们有益处。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积极解决基层贫困问题，而不是将这些问题压下去。我希望通过我的“喜马拉雅模式”把佛教的一些哲学方面如帮助他人，保护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等精神，用在经济上，帮助解决贫困的问题，解决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平衡问题。”
为了这一信念，龙安志已经和西藏音像出版社拍了一个52集的纪录片《喜马拉雅故事》表现得就是他的愿望和对和谐社会的精神的阐释。
青藏铁路把汉族文化、西方文化带到了西藏。能不能也提供一个机会让西藏的文化包括佛教的哲学，和谐社会的理念的东西走出西藏。
对一些西方媒体对青藏铁路的开通颇有微词，龙安志是这样看的，“青藏铁路开通时，我就在拉萨，每天有3000人到拉萨，又有3000离开拉萨，这么多的人流，对拉萨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有利有弊。”龙安志说。“这些游客给西藏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当地人的收入因此提高了。但是，反过来，这又会影响这里的环境等，以布达拉宫为例，如果让3000多人都参观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则无法承受。如何用最大的可能保护当地环境，给当地带来收入，又能保护当地人、保护当地的旅游，使其稳妥、文明而健康地发展下去，需要借鉴更多外来的经验。”
龙安志认为，铁轨把汉族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带到西藏来，也要考虑，能不能也提供一个机会让西藏的文化包括喜马拉雅的精神，包括佛教的哲学，和谐社会的理念的这些东西走出去。他相信，每天有3000人到西藏来，又有3000人从西藏走出来带出去的东西，应该得到精神的刺激和震撼。这需要全面地考虑，不能简单说铁路好与不好。
龙安志简介：1961年出生，于美国DUKE大学本科毕业，获政治经济学学士，在香港中文大学，获法学硕士，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获法学博士。198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主修中文，1993-1997年任香港南龙集团董事长，主要承担美国柯达、瑞典爱立信等国际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法律顾问工作，现居住北京。
